单向榜单｜为什么可乐是硬通货？
三块钱一罐的可乐，第一口就值两块九。
在被疫情围困的上海，这种快乐成了硬通货。
1 瓶可口可乐=3 棵青菜=5 个鸡蛋=2 个五号电池=5 卷卫生纸。
但在从前，可乐不是这么计算的。
六十二年前的今天，下午三点钟，阿飞握着可乐，让苏丽珍记住了那一分钟。
在安迪·沃霍尔的波普创作中，可乐是现代艺术的象征。
可乐就是可乐，让所有人获得了同样的快乐，也成了每个时代的注脚。
POP，读起来就像气泡破裂。
安迪·沃霍尔的第一件创作便是可口可乐。他说：“‘波普……艺术’……是……使用……随处可见的（popular）……形象。”
就像可乐，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喝可乐，流浪汉也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不会比街角乞丐喝的更好的可乐。”
60 年代，安迪·沃霍尔出没在那场文化风暴的台前和幕后。在那里，风暴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成名 15 分钟”。
他是吹起气泡的人之一，也从一开始就看透了流行文化的无意义。对于那些年轻人们，波普“不再是问题或是选项：它是他们所仅知的东西。”
毒品、自杀、癌症，甚至被重复的自身湮没。波普梦造得越真，碎得就有多彻底。一个 60 年代的气泡，被安迪亲手戳破。
肚子胀大，爆裂的气体填满胃壁上的沟壑，括约肌被迫松开，气体往上窜，从喉咙深处传出一声响亮的“嗝”。
1981 年北京故宫，这样的“化学反应”发生在一位中国青年的体内，另一个反应物是可口可乐。
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刻。他是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被派驻中国的《时代周刊》记者。陈丹青说：“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
中美建交之后，可口可乐成为第一批重返大陆市场的国际消费品。在那个年代，花两三毛喝可乐，是很时髦的事，时髦到“第一个喝可口可乐的中国男孩”可以登上《国家地理杂志》。
这是一本饮料界的“反诈骗指南”。
“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这句话被历任可口可乐总裁奉为圭臬。
既然每天都要喝水，为什么不能把水换成饮料呢？明星代言、时髦的 slogan、缤纷的瓶瓶罐罐，营销的力量总是能俘获我们的注意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糖。甜蜜的杀手，即使蒙上无糖的面具，还是会对你的身体做手脚。
从“健康药水”到“健康杀手”，没有一种饮料可以像可乐一样，让人爱恨交织。
可乐带给你的都是快乐吗？
也许是的，但快乐都有代价，只不过肥宅快乐水的公关力量太强大，转移了视线。
水：早在 10 年前，可口可乐消耗的水量就超过了瑞典、丹麦和挪威三个国家的用水量总和。可口可乐一年的用水量可以满足 20 亿人日常饮用和做饭、清洁的需求。
糖和咖啡因：这两种全球最通行的成瘾物质，很大一部分经可口可乐进入人体。在原产地，可乐留下的是快乐的背面：化肥超标、廉价劳动力、生态失衡……
你：肥胖。
可口可乐，这个 1886 年诞生的“瘾料”，现在每年卖出超过 300 亿瓶。
你有想过，可口可乐卖完的那一天吗？可能那是人类历史终结的日子。
麦卡锡在《路》中描绘了核战争之后的世界，一对父子为了躲避长冬，踏上了南迁的旅途，手里只有一把枪和两颗子弹。
在一台倒在地上的饮料机里，父亲摸到了一个“被卡住的冷冰冰的金属罐子”，他慢慢抽出自己的手，坐在那儿怔怔地看着那罐红色可口可乐。
《时代》杂志说：“他把未来发生的那个时刻提早展现给我们看。”
62 年前的今天。
张国荣手拿可乐，脸几乎要贴到张曼玉脸上。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那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那一分钟的幻想与甜蜜，像是每一次喝下汽水时的冒险，无脚鸟每天下午三点的回旋，是气泡喷发，是情绪弥漫。
“你收服了我，我拿你没办法。”这句话我想对王家卫亲口说。
爱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就像第一次打开可乐的慌乱。
26 年前，黎小军从天津来到香港，领完第一份薪水后，他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麦当劳。他想喝洋饮料，但是紧张到结结巴巴：
“可口可……可……可口可……”
当最后一个“乐”被吞吞吐吐地读出来，张曼玉饰演的李翘，翘起了眼角眉梢，却假装没听懂。
Comrades，Almost a Love Story。可口可乐的红，从此多了粉色滤镜。
26 年了，我还是想去那家麦当劳，点一杯可口可乐。
在邦妮和克莱德纵横江湖前，可口可乐从来没有这么性感过。
“我是邦妮，他是克莱德，我们是抢银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叛逆的邦妮被银行劫匪克莱德俘获。
他请她喝可口可乐，克莱德仰头一饮而尽，邦妮低头啜饮，升腾的气泡折射了时代的幻梦。
迷茫、无奈的人，最终举起手枪质问社会。这对雌雄大盗打破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传统使命。
电影原型人物克莱德的葬礼持续了 3 天，每天都有上千人围观，犯下十三起命案的他们，成了当时美国人的“另类偶像”。
“不，不，我什么也不想。您给我来一大杯不加冰块儿的可口可乐，一大包奶油爆米花……”
在 1976 年的《出租车司机》里，德尼罗顶着可能是影史上最著名的莫西干。他是越战退伍士兵，还没走出战争的创伤，又目睹了纽约底层太多的罪恶。
他粗野，缺乏教养，陪伴他的只有一罐一罐可乐，和一把左轮手枪。他的失眠是纽约的失眠，他的空虚是铝罐的空虚。
他的恨原本是失明的，直到可乐售罄那天，他的枪口找到了方向。
一个可乐瓶引发的“血案”。
尼采说：“上帝死了”。一个从天上掉落的可乐瓶，掉落在“梅西”脚下，一个原始部落的土著人。
这个透明、坚硬又实用的现代文明产物，对于伊甸园般的部落如同上帝遗落的神物，引发族人的争抢。
梅西决定把它送回给上帝。一个可乐瓶，围绕这快乐载物，能产生多少荒诞？
可乐瓶最后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梅西没能找到他的“上帝”，现代人呢？
……
1927 年，当这款“棕褐色液体、甜中带苦，打开瓶盖后充盈着气泡”的饮料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当时它的中文名字还叫“蝌蝌啃蜡”。
古怪的味道，加上古怪的名字，销售自然跌到谷底。
这家饮料公司公开登报，用 350 英镑悬赏，求一个译名。最终，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拿走了奖金，他保留英文名的音译，而且比原名更富美好寓意，取名为“可口可乐”。
九十多年后，这款饮料在上海成了“硬通货”，被用来以物换物，传递温暖。希望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每个人都可口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