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榜单｜当作为“家”的住所受到威胁时，是我们最恐惧的时侯
又一次，很多人因为疫情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环顾这个小小的家，每一样物品，都像哈利·波特里的“冥想盆”，为我们存放着一段段记忆。
我们庆幸，自己有“家”可归。
同时也担心，甚至恐惧，有一天这里也会被闯入、被消杀吗？那些书、唱片、 相机、游戏机，还有我们的动物“家人”……
这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蚌壳，在此之前，从未想过，它会被以如此蛮荒的方式撬开。
日本摄影师都筑响一拍摄过一本《东京风格》，里面的家，并不是大家惯常看到的日式风格，有些“乱”，但不脏，一点也不差。
“也许有人会感叹这样的住居真是小得可怜，也许会讶异环境竟然如此杂乱，这都无所谓。因为这就是现实。而这个现实却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窘迫不安……这种有如待在‘驾驶舱’般一切掌握在我的自在感，我们可是爱得很。”
这个“驾驶舱”，有我们过去的痛，也有慰藉与希望之歌，无数奇幻生活，从这里开始。
本期单向榜单，让我们走进这些房间。
时尚杂志中的家，往往让人焦虑：为什么别人的家如此舒适，而我……但《东京风格》中的家和主人会告诉读者：你现在就很酷，你自己的家才是最有 Style 的。
作为摄影师和“野生”编辑的都筑响一曾为杂志撰稿，但他早早参透了大部分商业媒体广告中被营造出的生活的不真实感。所以他把镜头瞄准了最普通的年轻人的家家，一间间房间都没有日式庭院，没有夕阳透过窗户照在美式咖啡里。
一张张底片里是拥挤甚至凌乱的房间，但与此同时，每一个角落都生机勃勃：压缩可乐罐做的装饰品、超市推车做脏衣篓、拉上窗帘就能洗胶卷的小暗室……
在完成《东京风格》之后，都筑响一依然持续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空间。他在 2001 年发表了续篇《出租屋宇宙》，2009 年又接受日本杂志委托拍摄了一组上海出租屋的照片。在都筑响一看来，租房的生活有另一种别样的益处：
“如果你拥有的东西有限，你就能自由迁徙。”
木心说她是生活的导演，“不是演员或者观众”。
无奈接受同性伴侣因阿尔茨海默症离去，66 岁的作家梅·萨藤，独自面对着抑郁症和乳房切除手术带来的身心折磨。这位创作了二十多本小说、二十五本诗集和日记的美国作家，离群索居，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做饭，但孤独带给她的并不是灰暗。在家务和园艺的劳作中，新的生命体验在其中发生：
在房间里，“新的声音出现了，那是盛夏的声音，草中的蟋蟀，这声音甜蜜而抚，像遥远的波浪催我入眠”；在窗台上，“太阳突然触到了一碗淡紫色秋水仙，在倾斜的光中它们变成了透明的淡紫色火焰。它们似乎将所有的光聚集于自身，又片刻把整个世界聚集在一起，此外什么都不存在了”；闭上眼，“傍晚时远处潮汐涨落时长久的逐渐增大的声音，所以那不是寂静，而是温柔、安慰、和平的声音”。
疫情中，我们重新感受到“附近”的回归，或许也正如萨藤在书中开篇写下的那句：“几周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的真正生活。”
1994 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
有人说安部是日本的卡夫卡，在安部的世界里，荒诞与不安正是现代社会中人最直接的感受，“变形”是生活的常态。
在《闯入者》中，安分守己的小职员 K 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闯入家中，那些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要求奴役着他。孤身反抗闯入者的 K，在那荒诞的世界中没能得到圆满的结局，而是走上了那些闯入者口中的“安息”结局。
当民主的暴政闯入个体的生活，亲情被政治排除在外，人们在道德的枷锁中失去生死的权利，成为了卑贱的牺牲品。人们都喊着“社会病了”，我们真的还“健康”吗？
有人评价这部片子说：她们的房间治好了强迫症的韦斯·安德森。
顶楼的公寓里，小楼和母亲艾玛一起生活。二人喜欢盖三双被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睡着。最能让她们开心的是车库甩卖，黑胶唱片、老式相机、玩偶、机械打字机……在这样的二手市集总能淘到一大堆“美到令人流泪”的老物件，带回家。
在她和妈妈一起居住的房间里，有这样一个“羞羞屋”。它藏在一个老式大箱子内，钻进去就能掉进柔软的布料中，母女俩任何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就会躲在里面，看电视、喝饮料、吃零食，消化掉所有坏情绪。
她们不停地填充着自己的房间，也不断地在这个“避风港”中得到治愈。
“整个城市，像一座将我吞噬的抽风机。有时身在混乱的中心感觉还不赖，什么都不必想。但是有些东西藏在这片灰里，我走到水泥墙这边，感觉像湿润的地球。”
《东京！》由《室内设计》《梅德》《震动东京》三个短片组成，但三位参与的导演没有一个是日本人，其中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韩国导演奉俊昊。
与另外两位欧洲导演的天马行空不同，奉俊昊的《震动东京》更加温和。在电影中，讨厌阳光，害怕与人接触的御宅族，十年未走出家门，成堆的书籍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直到一个送外卖的女孩突然闯进他的世界，地震也在这时突然袭来。
地震就像瘟疫，打破日常生活的规律，也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当宅男走出那已经藤萝丛生的屋子时，才发现地震的一刻，那么多宅男宅女们都走了出来，但是片刻又回到屋中。而他却不能再呆在屋中，他要走出去，寻找那个送披萨的女孩。
第 61 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金基德凭借 13 天就拍摄完毕的《空房间》拿下最佳导演银狮奖。他领奖时，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用手心里画了一只眼睛的左手向全世界的记者致意。
这部片长 88 分钟的电影没有对白，只有女主角说了三句话，“啊”、“我爱你”、“吃饭了”，完全摆脱了语言的束缚，人物之间的交流和冲突，只通过眼神、动作甚至空白的场景来体现。
同样的房间，主人回来时的被情绪所感染，显得杂乱、无序；而主人离开后，一切又恢复平静、舒适的常态。其实原本的世界都是一样的，电影在无声中提醒：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要听你内心的声音。
金基德在采访中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空房间，等待有人打开心锁，放我们自由。有一天，我的希望成真了。”
在女儿降生后，蛋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名称后又加上了一个 pa，从 softlipa 变成了 softlipapa。之后的几年，他再也没有写出过一张完整的专辑。
“双向情感障碍”让他住进了精神病院，又过了两年，他甚至退出了加入十五年之久的厂牌“颜社”，成为了真正的“独立音乐人”。出院后，他开始回归生活，回归家庭，从“录音室的庇护所”远走，回到家里的房间，与家人一起制作，或者说是玩音乐。
“一颗大脑，一台笔电，一台录音界面，一台取样机加上几个音乐，小玩具，用几百个夜晚和无数个片刻”，蛋堡在房间里拼凑出了他的《家常音乐》，并凭这张专辑获得第 32 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和最佳 MV 奖。
Billie Eilish 是名副其实的“卧室音乐人”。
她 11 岁开始就与哥哥 Finneas OConnell 一起在家里的卧室做音乐，最早于 2015 年 10 月录制的单曲 Ocean Eyes ，制作完成后上传到 Soundcloud 上，歌曲走红，Billie 受到了许多关注。
而她横扫格莱美的首张专辑 When We All Fall Asleep，Where Do We Go？前期绝大部分的录音制作，也都是在哥哥 Finneas 的卧室里完成的。狭小卧室塞满录音设备，书桌紧挨着床，甚至没有隔音功能，他们的录音方式便是坐在床上，麦克风架放置眼前。
2020年，疫情扩散，Billie 全球巡演的计划被迫取消，于是她和哥哥居家在房间里，通过线上举行了一场不插电的宅家公益音乐会。
四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共同举办了长达 8 小时的“一个世界，一同宅家”线上慈善音乐会，Billile Eilish 和 Finneas 也参与其中，依旧是在一张小书桌上，他们用音乐，治愈着人心。
“我一直问自己，音乐到底有什么用？如果人们吃不上饭、根本没有听音乐的心情，音乐的价值是什么呢？我每天都在自问。”
2020 年 3 月，美国疫情爆发，进入封锁隔离时，隔离在家的日子，马友友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在线上给超过1800万个陌生人演奏改编自德沃夏克交响乐的《回家》，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第三号》等曲目。
恢复线下演出后，马友友和钢琴家凯瑟琳·史托特将这些曲目录制成一张专辑，在台湾高雄举行了“慰藉与希望之歌”音乐会，通过线上向全球直播。里面既有德沃夏克、门德尔松、拉赫马尼诺夫，也有世界各地的民歌和小曲子，还有电影配乐和流行歌曲。
这一切，源自马友友的一个念头，“你看，我这里有一把大提琴，我可以做点事。”是安慰吗？
“也不仅是安慰，是在安慰和治愈之间，更像是安抚灵魂。”
电影《寄生虫》中，导演奉俊昊设计了两个住所，一个是半地下室，一个是带庭院的豪宅，通过台阶连接起来。
“为作为家的住所，通常应该让人感觉非常自然、温馨和舒适的，”他说，“当这些感觉都统统受到了威胁时，就是我们最恐惧的时侯。”
撰文 - 潦草
编辑 -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