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20年，陕西一女子报警称遭强奸，警方深入调查，真相匪夷所思！
法律上，无知者无罪那套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法院才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但还是得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上法律责任，并不能免除刑罚，除非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所列情形之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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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9日，陕西榆林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案人是一名女子，声称遭到了男子高某的QJ，因其强烈反抗才没有让高某的得逞。
警方接警后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确认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报案人诬告，严重的也是要负刑事责任。
法律上的立案侦查阶段则是指公安机关接到公民报案、控告、举报及违法治安管理行为或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受理后经领导批准，立为刑事或治安案件查处的行为。
而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却发现王某的身上并未留下反抗的痕迹，在讲述事发经过时表现冷静，又毫无逻辑，让侦查人员轻易找到了破绽。另外高某到案后不明所以，得知王某报警称其QJ后立马向警方说明，他与王某系情侣关系，之前就曾多次发生过亲密关系，并不存在强迫王某的行为。
对此，王某表示了认可，称她与高某确实属于男女朋友关系。并且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王某就不再如办案时那么冷静。
但如果高某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违背了妇女的意志，采用暴力、威胁、伤害或其他强制手段强迫王某，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犯QJ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不过立案侦查，确认犯罪事实，并不只看报案人怎么说，证据问题才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深入调查后，并无确切的证据可证明高某涉嫌犯罪。而在公安机关内，法律意识淡薄的王某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的真相，令人匪夷所思。
高某确实没有强迫王某，王某之所以报警，是因为两人闹了别扭，王某就想让高某服个软，吓吓他，让他以后多关心关系她，不要再继续喝酒。但王某不曾想过报假案是犯法的，甚至构成犯罪。本案中，王某在主观上具有让高某坐牢的故意。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从而构成的犯罪，本罪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在司法实践中，构成诬告陷害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捏造的事实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事实，如果捏造的事实不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则不构成本罪；
（2）不仅捏造了他人的犯罪事实，而且将捏造的犯罪事实向有关机关进行了告发；
（3）诬告陷害的行为必须是明确的对象；
（4）诬告陷害情节严重的，这里所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捏造的犯罪事实情节严重，诬陷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只要诬告陷害的行为符合以上条件，不论被诬陷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都不影响本罪成立。
本案中，王某捏造高某QJ她的事实，企图让高某受到刑事追究，且报了警，对高某的声誉也将造成一定的影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结合案件的相关证据，认为王某诬告陷害罪罪名成立。
但考虑到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且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依法判处了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9个月。
到头来，王某不仅无法让高某多关心她，还影响到了两人的恋爱关系，而高某在一审期间并没有选择谅解，如果高某表示谅解，在量刑上依法也可从轻。但王某企图利用司法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最后却是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通过该案也告诉了大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报假警就好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作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当站在法庭的被告席，并不能以无知者无罪为自己开脱。
不过若是真遇上了不法分子，使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QJ案件，第一时间报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报案对于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有很大帮助，但如果出于羞耻心选择掩盖，几天后才又想到报警，就有可能因为相关证据已经被破坏，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那么也难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必须做到确实充分。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由于案件的证据不足，就无法定嫌疑人的罪，但过报案人不属于诬告陷害的情形，因此也不会被认为是报假警，从而受到法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