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单向榜单｜非必要不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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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能确定。”《异乡人》的开头，一个叫莫梭的男人收到养老院的电报，即将跨越 80 公里的行程去参加母亲的葬礼。

死亡常常成为返乡的起因：譬如《花椒之味》里的异母三姐妹，由于父亲的死亡而在香港聚齐；又如《海边的曼彻斯特》，颓丧的李在哥哥去世后回到故乡，被迫再次面对过去的创伤和心碎。

《阳光小美女》中因自杀未遂被姐姐接回家的舅舅，这个同时失去了爱情和工作的普鲁斯特学者，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迎来了新的尴尬和质询，又在一场糟糕透顶的旅程里拥有并捍卫了新的家庭。

普鲁斯特效应指出，气味是一把开启失落记忆的钥匙：“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在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中，家的意象都能成为所有不确定中最后的坚实领地，是向挣扎在混乱中的现代人手中递出的最后一根稻草。

像坐在自行车框里的 ET，和因故乡陷入战火被迫呆在机场的汤姆·汉克斯一样，返乡更多时候由迷失而起，又在荒诞的围困中逐渐升级成为旅人的使命。

本期榜单推荐了一些必要或非必要的返乡之旅。一开始因死亡和意外而起的出走，又因过程中遭遇的迷失与阻碍，变成了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逃离。

第三日入殓，第七日火化，第四到第六日是没完没了的诵经。以台湾的丧葬民俗为主线，刘梓洁用大量的对话和内心喟叹，以近乎喃喃自语的方式记述下了父亲身故后的七天。

第一天，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父亲留着一边的呼吸管，美其名曰“留着一口气回到了家里”；第八天，家人们用逝者离开的日期时间和火化的排序组成了一列六合彩号码，中签后各自分得一小笔的彩金。

文中数段对人物的观察和涉及往事的随笔，是几乎每个去过至亲者葬礼的人都会拥有的经历——注意力总从繁琐的葬礼上逃开，直到所有仪式都结束之后，关于逝去的情绪才正式降临。

从死亡到葬礼，对于生者来说是启动了“人生最最荒谬的一趟旅程”。或轻或重的记忆让这趟旅程没有真正结束的一天，远离熟悉的地点也带不来永久的抚慰。

凭《父后七日》拿到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时，刘梓洁只有 30 岁。二十几岁时她辞去报社的工作专职写作，等成为台北艺文界人士的梦想成了真，在三十多岁又搬回了台中。

“我就是个乡下小孩，而不是假都市人。”

为了将离世的妻子送回家乡，一个美国南方的农民家庭踏上了一场《唐·吉诃德》式的历险。

“我父亲说过，活着就是为不死不活做准备”，对于整本书中的核心，主妇艾迪在真正死去之前的几十年间都活在弥留的精神状态里。回乡安葬不光是一个由她索取的承诺，更是其在死后才向全家施加的捉弄和报复。

死亡制造出回响，在 6 天的行程里以苦难的形式不停敲打着这个各怀心事的家庭。大雨、摔伤、蒙骗和纵火——到达目的地后仓促潦草的下葬过程，与一行人在路途中的遭遇相比却显得不值一提。

布劳提根在一首诗里写：“死亡的行为就像搭顺路车旅行，在深夜进入一个陌生的城镇，那里寒冷，又下着雨，你又一次孤身一人”。

书本以无人过问的葬礼结束了本德伦一家的荒唐之旅。艾迪获得了真正的安息，将同行的所有人拉进了她体验了几十年的虚无里，走完了弥留的最后一程。

父亲的去世，让迪迪埃·埃里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兰斯。回到那个让自己在青春期羞于启齿的家庭，也重新深入了那个自小成长起来的平民阶级。

迪迪埃·埃里蓬在求学道路上遇到的最大精神阻碍，来自于社会强加于他的耻感。

这些耻感来源于家人的职业、父母的婚育年龄、自小培养的课余爱好、开口时不经意流出的口音——它们以一种生活方式的汇总形态为各个人群打下阶级的烙印，不断强调着一个人的出生与其追求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的鸿沟。

迪迪埃·埃里蓬几乎是以“逃亡”的形式脱离了他的成长环境，同时努力抹杀一切能证明他来处的痕迹。当他决心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已享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以复杂的视角对自身叛逃的阶级进行了剖析；相较于返乡这一物理属性的迁移，其根本上是一次身份的回归故里。

故事从几个子女无法赶到的家庭聚会开始。

你不回家看爹，爹就自己上门来看你——退休又丧妻的老人弗兰克踏上出发的火车，去往全美不同的城市看望孩子们。

四个子女的个人的生活充满问题，要么事业不顺要么正面临婚姻危机；几个人一边在父亲面前隐瞒着生活的不如意，一边彼此靠电话串起迎送老人的接力。

《天伦之旅》翻拍自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在 1990 年的同名电影。结合“意大利人是欧洲的中国人”这句调侃，也就不难理解这部由好莱坞制作的片子，为何表达的却是传统中国家庭的亲情观。全片都在展示一个衰老的人在面对子女各自的难题时产生的无力和保护欲；以及习惯性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式儿女。

主角弗兰克在退休前的职业是给电线包上聚氯乙烯层，“电线要传输那么多信息，有好有坏，有喜有悲”。片中好几个镜头都以电线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空间的距离和亲情的羁绊皆是如此被电线串起。

和上面几部作品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角诺瓦利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她从 5 岁时被母亲遗弃之后就在一部拖车里长大，本打算坐上80块买来的破车和男友一起去远方，却被抛弃在一家沃尔玛超市里，重复了母亲当年的命运。

怀着孕的女孩从此在超市里住下，又在超市里临盆，诺瓦利碰见最大的善意来自于一个陌生的修女，后者给了她一个临时的家，帮她一起抚养女婴。

这个从小漂泊、生活在底层的年轻女孩历经三次抛弃又最终改变命运的故事，不单单是是在阐述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女性传奇。它朴素、浪漫，传递出世纪初的电影作品里所特有的梦幻气息。

电影中段的情节是这股童话感的极致展现：诺瓦利的家被一场龙卷风摧毁，残骸里唯一得以保留的是一棵树。这棵树预示了女孩的人生转机，也代表了女孩自己。

树木的成长嵌入了诺瓦利建起一个家的全部过程里：她们在一片土地扎下了根来，又以生命力的坚韧摆脱了绝境。

以植物喻人不是西方语境的专利。“落叶归根，入土为安”这两个词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里有着格外强大的影响力。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抛尸在外，下辈子就会变成孤魂野鬼。”老实巴交的民工老赵在一场大巴抢劫中，向劫匪们解释着把工友的尸体送回老家的用意。

赵本山为老赵这个角色献出了极为真实的演技——老实、重诺，又有着小人物的急智。海报上他推着轮胎踢着正步、抿嘴吹出《运动员进行曲》的片段是整部电影的标志性时刻，也强调了这趟特殊的返乡行程，原本就是一次孤身的壮举。

以戏剧化的方式，电影着力展现了好几位边缘人物的人物与善意——劫匪、卡车司机、假死老头、发廊小妹和卖血的妇女，几乎都在片刻间就做出了帮助老赵的决定。

这是一部只有在中国才能拍出来的公路电影。冷漠的大巴乘客、公路边敲诈过路客的饭店老板等丑陋面孔与更多的好人穿插着出现，以人性交汇出一幅复杂的中国社会图景。

工友最后也没有如愿回到家乡。一路背着尸体的老赵在塌方的山路间晕倒被送进医院，尸体也按规定被送去火化，在高耸的烟囱里化作骨灰和黑烟。

捧着骨灰盒的老赵辗转到达工友的地址，却只见到被房屋被拆毁的残骸与平静的江面——让漂泊在外的农民工生前死后都惦记着的故土，只不过是一次大迁徙的起点。

东方文化中的返乡从来就不光是物理属性的转移，乡土情结在中国文化和身份认同中往往能建立起跨越多个代际的联结。

单“家乡”二字无法概括它对于人的意义，作为一个安全的、熟悉的、稳定的目的地，动身的用意，也并非可以用“必要”或“非必要”去界定。

当你在生活陷入混乱的时候，仍有一个明确目的地可去，仍能抵达，就是家乡作为人们的来处而一直存在的意义。

撰文 - 猪猛猛

编辑 - 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