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秩序中的权力与道德
危机时期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1919年至1939年20年危机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人们从前十年满怀虚幻的希望陡然跌落到后十年充满悲凉的失望，从无视现实的乌托邦理想状态陷入了断然剔除任何理想成分的现实中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的虚幻理想是一种迟到的反思，映射出一去不再复返的过去一个世纪。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领土和市场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却并非高压强制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文明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大家自然而然地坚信两个理念，一是一人之福祉必然也是众人之福祉，二是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
这种乌托邦思想所依据的现实，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失殆尽。所以，1919年的乌托邦思想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它对未来无法产生影响，因为它没有在现实中扎下根基。
这种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悲剧是它凄惨的崩溃以及这种崩溃所带来的绝望。一位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写道∶
" 欧洲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理性和明智的力量，而是盲目、非理性和邪恶的力量。"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是，英国的福祉也是南斯拉夫的福祉，德国的利益也是波兰的利益，所以 ，国际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误解和恶意的产物。误解是可以避免的，恶意也是可以纠正的。现在，这种虚假的观点再也不能使国际关系显得合情合理了。
100 多年以来，冲突的现实悄悄地溜出了西方文明中思想家的视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面对世界的自然状态，既感到震惊，又茫然困惑。18 、19世纪只有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才发生的那些残酷行为现在却发生在文明人群之间。极权主义显然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的结果。极权主义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危机在哪里发生，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乌托邦主义崩溃的第二个悲剧比较微妙。它来自第一个悲剧，同时又加重了后者的悲剧色彩。在19世纪后半期，冲突日益严重，已经危及了利益的和谐。当时，一剂达尔文主义的猛药挽救了世界的理性。人们承认了冲突这一现实。但是，冲突是以强者的胜利而告终的，强者的胜利自然是进步的条件。于是，弱者的牺牲拯救了人类的荣誉。1919年之后，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仍然公开坚持这种陈词滥调，以使国际关系显得合理并符合道德规范。
但是，西方国家使用的是一个同样令人怀疑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权宜之计。西方国家为利益和谐论的崩溃感到惋惜，对朝着达尔文主义的转向感到震惊，于是便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道德。这一道德的基础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有产者的权利。 像所有制度化的乌托邦意识一样，这种乌托邦思想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堕落为维护现状的堡垒。
满足现状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试图将国际道德等同于特权国家集团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以及其他一些长期以来使用的口号;不满现状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则断然否认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国际道德。这两类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是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同样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无论采取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还是采取西方国家的方式将国际关系道德化，都必然遭到失败。
我们既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也不能接受利益自然和谐论。前者认为。强者的利益就是整体的利益，因此毫无愧疚地盘算着怎样消灭弱者;后者过去曾经扎根于现实，但现在却丢失了现实的根基，因而必然成为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口实。这两种理论都已无法成为国际道德的基础。由于它们的失败，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法去解决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世界社会利益这一问题。国际道德正处于消散流失的状态。
我们沿着什么方向才能找到国际道德复兴的路途呢?当然、国际道德可能无法得以复兴，世界可能正在滑向一个倒退和混乱的时期，现有的社会形态会土崩瓦解，新的社会模式终将以某种熟悉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情况如此，那就不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没有痛苦的经历。那些相信世界革命是通向乌托邦的捷径的人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近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似乎是减少了。
有人曾经认为，闹革命而不是在绝望中逃避才是世界的出路。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相信这种观点了。我们的使命是探讨国际秩序崩溃的缘由，是要发现在什么基础之上才能够重建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像其他政治问题一样，必须从权力和道德并重的视角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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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英] E.H.卡尔 著
秦亚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