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治理黄河水患的？
在中国，水渗透在从日常生活到哲学思想、从战争到艺术的方方面面，但正如谚语所言“鱼儿看不到水”，我们虽身在其中，却未必感受至深。
英国著名科学与科普作家，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菲利普 · 鲍尔（Philip Ball）的著作《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地理、神话、哲学、政治、经济、管理、战争、艺术等多个角度，探索了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作者将“水”这一地理因素作为叙事核心，纵横古今，信手拈来，系统翔实地爬梳了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到梳理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条全新脉络。
中国人是怎么治理黄河水患的
文 | 菲利普·鲍尔
来源 |《水：中华文化的地理密码》
01
母亲河的忧伤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从西部高原倾泻而下，绕过甘肃省的兰州市之后，突然一改向东的势头，转身向北，进入内蒙古；然后它又拐了一个弯，并沿着陕西和山西的边界调头向南；其后，随着泥沙淤积，水流变缓，河道落差变小，它在陕西与河南交界附近与渭河交汇，同时向东急转，朝东北方向穿过华北平原，流经河南和山东，最终注入大海。5464公里的旅程使黄河成为世界第五长的河流。与亚马孙河或密西西比河相比，黄河的水量并不算多，但是，旱季和雨季（6月至9月）的差别很大。这是黄河之所以难以治理的部分原因——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淤泥。
这些沉积物赋予了黄河天然的两面，它滋养着这个国家，也破坏着这个国家。饱含黄土的黄河水在其中下游的华北平原沉积了肥沃的土壤，那里有大片的田地，种植着小麦、高粱、小米、玉米和番薯。
因为虽然大多数主要河流都容易发生洪水，但黄河流域的洪水规模极大，又难以根除。随着黄河东流，一些沉积物沉淀在河床上，使河床升高。到了夏季，随着雨水和水源融雪的到来，洪水季开始了，河水泛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为了抵御洪水，上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黄河两岸修建堤坝：巨大的泥墙，用一袋袋石头、一条条芦苇垫和一团团植被加固。但是这种防洪手段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河床升高，堤坝也一点点升高，最后，黄河好像是在沿着一条半天然的引水渠流动，而这条引水渠比它周围的洪泛平原要高出十多米。当堤坝决口时——它最终总是会决口的——结果将更具灾难性。多年来艰难建造和维护的几千米长的堤坝，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冲垮。河水汇集成巨大的湖泊和内海。当水流改道时，流速减慢，泥沙沉积速度加快，堵塞了旧的河床，河流将很难回到原来的河道。
自古以来，黄河流域不断遭受超乎想象的洪水灾害。正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言：“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直到近代，黄河仍旧平均每三年就有两次决堤。若干次灾难性的洪水重新绘制了中国地图。在冲破堤岸之后，黄河可能再也找不到重回旧道之路：一场大洪水造就的内海，会冲出一条通往海岸的新河道。自公元前600年以来，黄河已经发生了几十次这样的变迁，其中有八次可以归为“大变迁”。这意味着，注入海洋的河流可能离它先前的位置有几百公里远。
02
管理黄河：
古代中国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
管理黄河一直是古代中国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之一。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齐桓公就颇有先见之明地修筑了黄河下游的堤坝。汉朝的贾让和王景这两位早期治水英雄曾加固堤坝，并建造水闸以抽取灌溉用水，减小河水流量。宋朝统治者开始疏浚黄河，试图阻止河床升高，不过在1194年，他们还是遭遇了一次大决口，黄河因而改道。元朝时期，统治者努力建起一个稳定的，连接长江、淮河和黄河的综合水道系统，所以河道疏浚和河堤整饬都变得更加系统化。
疏浚黄河不仅需要严谨的组织，更需要先进的技术。宋朝政府于1073年成立了疏浚黄河司，开始部署配备疏浚工具的船只。其中一种工具被形象地命名为“铁龙爪扬泥车”，它沿着河床拉动一个巨大的耙子，搅起淤泥，使其顺流而下。“浚川耙”同样利用了这一原理，它是一根2.5米长的旋转横木，上面装有铁钉，样子像是打谷机，不过是用来打河泥的。明朝御史陈邦科在16世纪晚期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比如用水流使木制机器不断地滚动和振动，从而持续地搅动沉积物。而在旱季，陈邦科则建议直接人工挖出淤泥。
1471年，明朝设立了河道总督这一职位来管理黄河和大运河。这个新机构考虑了两种不同的防洪理论。汉朝的贾让倾向于道教传统，他认为，人们应该运用“无为”的原则来治理河流，让水有足够的空间去寻找其天然的河道。河流就像孩子们的嘴巴，他说，要想使其停下来，你要么让孩子们喊得更大声，要么把他们的嘴巴捂住。
他的治水哲学是多建灌渠，分流多余的河水，在宽广的两岸开辟出一大片洪泛平原。与之相反，儒家学者则认为应该建起又高又窄的堤坝，逼河水听从人类的命令。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紧张局面从未消失。
李约瑟写道：“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学派不停争论，但谁都没有彻底成功。”不过也有其他的选择，不一定非此即彼。人们可以截断分水渠，解除对河流的约束，也许它便可以一直流进大海。人们可以建造水库，在汛期储存多余的水。人们也可以积极地疏浚河床，阻止它的升高。哪一个才是最好的办法？
明朝官员潘季驯曾在1565年到1580年之间先后几次担任过总理河道大臣，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这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治水英雄之一。
他认为，你不需要费力地挖掘沉积物，河流可以为你做到这一点。如果水能被约束在一条狭窄的河道里，水流的速度将快得足以冲走河床上的淤泥。这个办法被称为“束水冲沙法”。汉代的儒家经典著作《周礼》曾用类似的概念描述过国家制度和政府原则：“好渠自水。”同时，《周礼》还建议，可以将一些淤泥堆在堤坝上用以加固。这样一来，这条河就是在为你服务了。
不过潘季驯承认，光这一个办法还不够。明智的话，还应该在离河稍远的地方建造二级堤坝，以防主堤决口。唯一的问题是，一级和二级屏障之间会留下一片含沉积物的肥沃土地，农民很容易在上面耕种。还没等你意识到，原本应该是蓄洪池的地方就已经变成了农田：这无疑将导致灾难。几个世纪以来，防洪需求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河谷地区悬而未决的问题。
潘季驯还提出，可以将江苏的洪泽湖作为淮河的蓄水池，然后再将里面的水放回黄河去冲刷淤泥。要实施这项计划，需要先做一些补救工作。1494年黄河决口时，大部分洪水都被导入了淮河，淤泥使洪泽湖不断扩大，最终抬高了湖底，致使淮河水根本无法流进去。要想让洪泽湖重新成为用于冲刷黄河的蓄水池，必须首先对其进行彻底的疏浚。
因此，潘季驯的愿景并非控制自然，而是要把整个黄淮水系变成一个基本完全由人类管理的管道和排水系统。在现代工程机械出现之前，黄河治理机构一直就这样通过大量劳动力来进行主动控制：维护难度极高，需要时刻保持警觉，还要由统治者承担巨额的开支。
清朝河道总督靳辅在18世纪采取了儒家的筑堤战略。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成立了一支有偿的劳工队伍。直到20世纪中叶，建造堤坝的手段大多仍与宋明时期相同：铁锹、手推车，以及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堤坝由冲积土堆成，被压得简直像混凝土一样结实。它们通常由植物纤维加固，其中效果最好的是一种名叫高粱的作物。它的根系四下蔓延，能够像网一样保持住土壤。秸秆被捆成捆，上面淤泥堆得越多就越紧实。
但这并非永久性的解决办法：两三年后，高粱会腐烂松动，因此通常要用一种名叫石笼的长条篮子进行补充。这种篮子由柳条、竹子或大麻编织而成，外面捆上绳子或钢丝，里面装满石头。
尽管计划周详，但这终究是一项无尽无休的工作：就像西西弗斯受到的惩罚一样。农民们总是感觉还没把这次的决口堵上，马上又要面临另外一次。即便在汛期控制住了，也需要持续对堤坝进行监测与维护。在黄河流域，人们常说，堤坝建了如果不管，还不如不建。
03
技术官僚治水 vs. 儒士治水
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初，黄河治理机构是一个耗资过高的庞然大物。自明朝初建以来，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司库、军官、管理者和文职人员），都以典型的官僚方式，为他们的朋友、孩子和家人谋求职位和晋升。人们指控这些官员挥霍无度，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或流连青楼。
尽管如此，这个机构倒并非完全堕落而无能。不过有一个问题非常要紧——它的管理者都不是技术专家。官员们之所以获得相应的职位，是源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了解：他们没有理由精通水利工程本身。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担任政府职位，存在一种危险而狭隘的观点。
虽然获得职位的标准有时会过于宽松或者任职者不够合适，但保住职位是另一回事。在明清两代政府中，渎职者即使不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通常也会被撤职或被当众羞辱。因此有些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通过努力也可以身居高位。道光年间的麟庆就是其中之一。
1833年，麟庆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之后，他开始尝试将技术能力作为水利官员晋升的条件。另一位有能力的水利工程师是麟庆在河南的同级官员，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
1825年第一次赴任水利机构，麟庆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当一些儒家官员稳坐高位，沾沾自喜，坐收渔利之时，麟庆则开始尽可能地收集全部相关知识。他这样记录：“（我）爰陈治河诸书，博观约取。”他冒着酷暑和暴雨巡视工地，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文武官员提出谦逊而机敏的问题。如果在现场发现什么工具或测量仪器，他会找一个人详述它的使用方法。
最终，他拿到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作。系统地仔细阅读之后，他编写了一本书名相当现代化的手册——《河工器具图说》，并于1837年出版。他说，之所以给这本书配插图，是因为看文字不易理解的地方，可以通过插图去理解，反之亦然。
他用同样的方法编写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一书，描述了明末以来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工程变化。这三条河当时交汇于江苏省的洪泽湖附近。这两本书都属于实用类，但麟庆知道该如何使其抵达他的目标读者：儒家文人。
麟庆把它们写得就像今天的政府科技简报，用官僚能够掌握和使用的术语来表达复杂的技术问题。道光皇帝非常信任麟庆，令他审计江南河道总督署的财务状况，并根除其管辖范围内的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在诸多违规行为被暴露出来之后，他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在1841年之前，他始终被视为官员的典范。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几次水利危机中，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表现都很突出。在一个鼓励胆怯者和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的环境中，栗毓美从不害怕创新。（他也从不怕对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表达完全的信心；幸运的是，基本每一次他都是对的。）
他认为，不应该用易受侵蚀的夯土筑造堤坝，而应该用结实的砖块。这样做成本更高，也更耗时，但栗毓美开办了国有砖窑，从而可以规避私人厂家的过高收费。他的措施健全而有效，他的清廉使他成为有德儒家官员的典范。1877年，官方为他建了一座祠庙，称他为“栗大王”。
栗毓美的继任者是一位名叫文冲的官员，与自己的前任相比，文冲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对他的任命说明了道光皇帝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由于担心水利机构腐败成风，道光皇帝更喜欢清正廉洁的官员，而非擅长河道治理者。文冲属于前者；事实上，他与水利机构从未有过任何接触，而这对他来说是有利的，这说明他肯定没有受到水利机构违规倾向的影响。
文冲在打击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和奢侈浪费方面达到了道光皇帝的预期，他甚至发现栗毓美在簿记上作了假，虽然后者只是为了确保在需要时能立即拿到资金。但是，对于河道的堤防工程，他确实了解甚少，这一点无法伪装。
1841年初秋，在河南开封北部祥符县的张家湾，强降雨使黄河大浪漫过了南侧的堤坝。洪水迅速漫延。这天夜里，祥符县被冲毁；次日一早，开封百姓发现自己的城市已完全被泥水包围。洪水一旦爆发，即使力量受到分散也不会停止流动，同样，也不会停止侵蚀。黄河在摆脱束缚之后，不断冲刷着开封颓败的城墙。
文冲认为，目前还不可能挡住洪水，即使挡住，也会损失巨大。因此，他建议开封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撤离。这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机会主义——他的批评者指出，他甚至都没有亲临受灾的开封。文冲提出弃城，任洪水肆虐，被指是试图把这场灾难转移给他人。因为如果洪水涌入洪泽湖，淤泥便会最终堵塞黄淮之间那段大运河的关键部位。
听到文冲的计划，皇帝被激怒了，判处这位官员在秋末冬初的三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戴着沉重的木项圈站在河岸上。之后，文冲被流放到新疆最北部的伊犁地区服劳役。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很难找到特别有效的策略，也很难知道该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而且考虑到在治水方面缺乏经验正是得到任命的部分理由，像文冲这样的官员基本不可能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决定。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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